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等,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

by admin on 2019年11月24日

对外援助如何服务外交

中新网8月11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发表罗建波的署名文章《如何认识年均300亿元的对外援助》。文章指出,有些人认为,对外援助是一种单方面的赠与甚至是恩赐,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对外援助有助于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支持,有助于中国商品和企业走出去,有助于彰显中国的大国责任并提升我国的道义形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缩小南北发展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工作,对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实践效果来看,对外援助的职责分散在多个部门,具体工作也由各部门分别组织实施,缺乏充分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这种体制安排客观上影响了对外援助的综合效益。

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是毛泽东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对外援助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不仅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了长期友好的无私援助,而且对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促进受援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地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学界关于毛泽东外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但对于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还较为薄弱。今天,回顾、梳理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和实践,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海运

2014年7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式发布《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数据显示,在2010—2012年间,我国共计提供对外援助893.4亿元人民币。国内民众大多对此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不少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文章称,要正确认识年均300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随着新时代国家外交总体布局的展开,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实施,在国家层面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加强援外工作的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势在必行。

一、毛泽东关于实施对外援助的战略考虑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决定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改革优化援外方式,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等。笔者由此想到多年来我国流传甚广的“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之说及其带来的种种问题。

第一,年均300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是否太多?

2018年3月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既体现出党中央、国务院对对外援助的高度重视,也标志着我国从单纯实施“对外援助”向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转变和实践创新。

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国家的人民的斗争。他充分考虑到新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背景,从战略高度上对实施对外援助作了多重思考。

这一提法是改革开放前,我国为彰显国际主义精神、争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意识形态相同国家的支持,而提出的口号。显然,它是以意识形态上支持中国作为前提条件的,并非完全“不附加任何条件”。但久而久之策略变成了战略,“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没充分考虑国家利益需要,有时当真为之。

文章称,根据2011年首度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从20世纪50年代至2009年近60年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为2562.9亿元人民币。而在最近的2010—2012年3年间,则提供了将近900亿元人民币的对外援助。如果就这两组数据进行直观对比,无疑容易得出当前对外援助似乎增长过快的结论。

在组建新机构之际,建议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深化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开拓市场,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宣传;加强对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议程设置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以及营造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宣传。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尤其是实施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对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社会上,应当做好对外宣传,积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区别于西方话语权的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和标志性概念,讲好中国故事。

1、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

这导致我们的对外援助指导思想一度混乱,教训深刻。我国曾勒紧腰带援助过不少“小兄弟”,但结果却常是事与愿违,甚至“兄弟关系”难以为继。这与僵化执行“对外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存在关联。尽管这一口号近年很少再提,但并未被认真清理。

衡量对外援助多少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对外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根据可查阅的公开资料测算,2010—2012年3年的对外援助总额占同时期GNI的比重为0.064%,这一比重既远低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大力支持亚非国家反帝反殖反霸时期的援外投入(1965年为1.075%,1975年达到1.410%),也不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现对外关系调整后的比重(1980年为0.173%,1985年为0.138%)。虽然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外援助有了较快发展,但这一发展主要是以国家经济的总体快速发展为前提的。

基本战略思路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深刻意识到对外援助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性,他说:“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4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473—1474
页。)他深知,来自国际革命力量广泛而持久的支持和帮助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人民也应当积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

从世界大国的实践看,任何援助都是在变相施加影响,都有明确的国家利益考量,不可能“不附加任何条件”。西方大国的对外援助实际是干涉被援国内政的“软手段”,目的是建立或维护其势力范围,改变受援国的政策取向和政治生态,尽管有些援助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能一概否定。

以2012年为例,虽然主要发达国家无一达到联合国早在1970年规定的“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应占其GNI的0.7%”的目标,但它们对外援助的数额无疑是可观的。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指导下,推动我国国际发展合作应当坚持三个战略思路。

新中国成立后, 毛泽东一再强调:“
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版,第340
页。)在他看来,国际主义的责任和义务要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而是既要管好自己,还应力所能及地去管别人,“所谓管别人是指给予友好的支持、帮助”(《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491 页。)。首先,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土面积达
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性大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而且“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124、157页。)其次,从国际共运事业的立场看,“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6页。),这一事业需要世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中国支持、援助其他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与经济建设,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毛泽东文集》第 8卷,第 379页。)

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大国,对外援助已成为外交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不能因为“我国还有几千万百姓未脱贫”而拒绝为之。与此同时必须认识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援助只能量力而行。

文章强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无意与发达国家攀比对外援助。依据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上亿贫困人口,仍面临严峻的国内减贫与发展任务。但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又是一个大国,且发展速度仍居于世界经济发展较快国家的行列。对于这样一个大国,国际社会就有许多期待,期待快速发展的中国能够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因此,以先富带后富,向其他更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或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与自身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对外援助,自然就成为我国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体现。因此,伴随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的对外援助额还会有所增长。

一是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当前我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改革发展目标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不动摇,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增长,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在此基础上,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营造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国际发展合作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在维护和促进我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基础上,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对外发展援助,展示大国形象、大国责任、大国担当。

1955年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极大地拓展了新中国外交活动空间,也推动着国际反帝、反霸斗争进入新高潮。这一时期中国除一如既往地援助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外,还重点支持那些与中国有着相似历史遭遇和现实发展困境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仅在道义上支持,而且在物资援助方面也表现出国际主义的精神。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是我国人民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人民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55页。)。1967年
6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关于中国政府援助修建非洲坦赞铁路的文献选载(1956.2—1970.7)》,《党的文献》2012年第
3期。)可见,这种“革命时需要外援,胜利后应该援外”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毛泽东对外援助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国对外援助强调不能像西方那样附加“政治条件”,但绝非不考虑国家利益需要,而是要能真正“服务于国家外交总体布局”。例如,有利于“负责任大国”形象的确立、软实力的增强,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和各领域合作的开展,有利于受援国家安全稳定、减少我国周边“生乱生战”的危险,有利于两国友好感情的培育、“紧密朋友圈”“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构建,有利于我国地缘战略利益扩展。

第二,对外援助是否是一种单方面的恩赐?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加强对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需求等民生领域的援助。在保持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等传统援助领域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未来应当更加注重对民生发展项目的关注和投资,适当增加对初等教育、健康、就业、环境、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援助。一方面,这些议题关注民生项目,与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我国的五大发展理念相一致;另一方面,对民生领域的援助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有利于抵消国际社会对我国加大国际发展援助的质疑。

2、团结、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维护世界和平

同时,还要注意“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推动对外援助工作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任何对外援助都要经过充分论证、力求做到每一笔援助效益最大化。要坚决避免外援决策随意,搞成“面子工程”“形象工程”;避免援助款项给对象国一拨了之,而不跟踪其使用是否符合我援助目的;避免以劣质产品援外,引起对象国反感反弹;避免让援助变成对对象国某个政治集团的利益输送,刺激其他政治势力产生反华情绪。特别要下大力消除对外援助中的腐败现象,防止外援物资订购变成某些主管人员对关系公司的利益输送。(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俄战略协作高端智库常务理事)

文章强调,有些人认为,对外援助是一种单方面的赠与甚至是恩赐,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三是坚持以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加强受援助国家发展能力建设。传统的对外援助方式,如物资援助、贷款优惠、债务减免,多为一次性的物质或资金援助,具有应急性强和问题导向性强的特点,主要是问题解决型的援助,建构性却有待提高。应当秉持“既要授人以鱼,也要授人以渔”的原则,在尊重发展道路多样化和发展中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各国根据自身禀赋特点,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增强受援助国的发展能力。

毛泽东继承了列宁关于“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
21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324页。)的论断,认为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力量异常强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单靠一国的力量根本无法消除战争的威胁,化解和消除战争威胁的惟一可靠办法就是团结和增强国际和平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初中苏友好时期,他认为“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472页。)。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兄弟国家相互支持、援助,也是彼此应尽的义务。

首先,对外援助有助于赢得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支持。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援助不仅只是帮助受援国,同时也服务于我国国家利益及外交大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对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及正义斗争给予了巨大帮助,也因此得到了这些国家的信任与支持,这是我们能够在自身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斗争并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重要因素。

此外,在实现国际发展合作的目标和职责履行中,坚持在“尽力而为”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形成合理、有效、可持续的财政投入,防范过于扩大财政投入的风险。在项目实施中,要精打细算,钱要花在刀刃上,这要求加强国际发展合作评估工作,明确重点援助对象国和重点援助领域。

此后,中苏交恶,美苏争霸愈演愈烈。毛泽东从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激烈对峙、美苏全球扩张这一国际斗争新形势出发,把援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纳入到建立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加以考虑,充分认识到处于美苏之间极其辽阔的“中间地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并且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重要力量,“中间地带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最多的国家”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13页。)。在这个“中间地带”里的亚非拉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在历史上都曾受过西方列强的欺侮,“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等关于打破西方封锁、开展和平外交的论述》,《党的文献》2008年第
4期。),“都在反对殖民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第
3页。)。亚非拉人民普遍的反殖、反帝斗争,从根本上摧毁了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打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战略部署。毛泽东对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这就分散了帝国主义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毛泽东文集》第
8卷,第
173页。)。基于此,毛泽东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与解放事业为“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毛泽东文集》第
8卷,第
16页。),将亚非拉反帝斗争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
477页。),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卷,第
432页。)。由此强调:“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
403页。)可见,尽最大力量援助这些国家,是扩大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维护世界和平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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