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当前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by admin on 2019年8月14日

原标题:【中美关系】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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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赵通

——读《开元献词》

《世纪教科文》的社长赵通先生,为该刊创刊号写了篇《开元献词》,开篇讲“规律’’、《法则》,左一个《规律》,又一个《法则》,然后把矛头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德国人很聪明,黑格尔翻腾出古希腊哲学以论其精神原创。费尔巴哈又从另一面强调‘物质’,马克思又各取一半,并将黑格尔的头足‘倒栽葱’,又从古董里折腾出柏拉图,结合欧洲的圣西门、傅利叶,装点了他的大同世界共产主义。恩格斯后来也管不了许多,一哄而起,吵闹了一阵,最终都骂希特勒。总算还有个苏共,自称继承了正统的马克思遗钵,世界走进了‘雅尔塔’原来的同室又操戈,两伙相互攻击。可斯大林也太不是东西,共产国际共产了不久,后院就着火了,赫鲁晓夫棒打了‘鲁平王’,毛主席也骂了他几句,可在反修防修中照样走自己‘正确’的路。怎奈物极必反,尽管现在第三世界还有人走毛主席的路,可中国老邓不干了,不仅不干,还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接吻。于是世界走出了冷战格局,重新大洗牌。资本帝国主义高兴了,以为苏联解体,中国又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价值观念成功了,世界将要一体了。可中国老正统不高兴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言中了,第三代被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和平演变’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中国赢得了发展机遇,20多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路,东方爆亮了。”

对赵先生的高论,谈谈看法。

“装点”是装饰点缀。用这两个字形容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

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学说时,吸取了前人的先进思想,这正是理论创立的规律,科学理论的创立,离开批判的继承前人的先进思想,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批判地吸取前人的先进思想,是为了创建自己新的理论,而不是拿来做装点。他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了辩证法这个合理的内核,抛弃其唯心主义外壳;从费尔巴哈哲学中吸取了唯物论,扬弃了其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伦理观;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完成了人类认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他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等科学因素,批判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庸俗成分,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批判地吸收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这些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思想中的积极成果,根据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发展规律,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不是偶然的。1825年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已经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升到首位。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斗争实践和科学探讨的成果。马克思主义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

“恩格斯后来也管不了许多,一哄而起,吵闹了一阵,最终都骂希特勒。”从“后来”二字看,说的是马克思逝世之后,到恩格斯逝世这段时间的共产主义运动。

恩格斯在他生命最后的12年中,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

马克思逝世后他完成的第一个浩繁的工作,是整理、订正、加工和编纂《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编纂中根据新的研究和新的情况,充实了马克思的手稿。他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作了精辟的论述。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即垄断现象,作了深刻考察,指出在一些工业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那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恩格斯已经把握了这一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增加了新的内容。在编纂《资本论》的同时,还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作了坚决的斗争,揭穿了所谓洛贝尔图斯首创剩余价值理论的谎言,痛斥洛里亚所谓价值学说与生产价值学说发生矛盾的责难等等,捍卫了《资本论》的立场和科学价值。1885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1884年出版了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他考察了人类社会从原始石器到新石器、到铁器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研究了原始公社解体的过程,分析了社会分工的发展以及交换、货币、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出现,揭示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产生的途径和形式,总结了原始公社制和奴隶占有制发展的规律。他证明,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并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它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相对地不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将不可避免的归于消灭,正如它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阶级既经消灭,国家也归于消亡。这部不朽的着作,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恩格斯在他最后的12年里,对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在思想和组织上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对工人阶级政党内的机会主义特别是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针对第二国际右倾机会主义的言行,l891年初公开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再版了《法兰西内战》并为该书写了导言。同年6月完成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三本着作,集中阐述了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针对德国党和法国党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l894年发表了他最后一部重要着作《法德农民问题》。这时,工人运动中的农民同盟军问题已提到行动的日程上。他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阶级各阶层状况,指出小农经济的破产和中农的分化现象,规定了工人阶级对农民的政策。指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决不能像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这部着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农民问题方面最重要的文献。以上几部着作不仅指导了当时的工人运动,打击了机会主义,也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了道路,留下了锐利武器。恩格斯最后的12年,不是“管不了许多”而是管了许多,许多,贡献了许多,许多。

“一哄而起”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

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遭到各国反动政府的疯狂镇压,但工人阶级并没有停止斗争,他们进行着艰苦的积聚力量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但是,在大多数国家,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很好的组织起来,坚强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向各国工人阶级发出建党的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热烈地响应,在欧洲、北美的许多国家里先后建起了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砸机器开始的,由自发的斗争到自觉地斗争,由盲目的斗争到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由示威游行到拿起枪杆子夺取政权直至夺取政权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系列的斗争,要想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政党。俄国工人阶级正因为组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工人阶级正因为组织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才推倒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繁荣富强开辟了道路。工人阶级革命建立自己的政党,是革命经验的总结,是经过牺牲流血,无数次的失败,得出的结论,决不是什么“一哄而起”,如果是一哄而起,共产主义运动就不会发展到今天。

“吵闹了一阵”是指马克思主义者对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吵闹”,是对这种斗争的奚落。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自马克思主义诞生那天起就有各种机会主义作祟,正确地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与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作了不可调和的斗争。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右倾主义在各国工人党内普遍滋长起来,德国有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法国有入阁派,英国有费边主义,俄国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等等,等等,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与其进行了坚决地斗争。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的。斗争不是“一阵”,而是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而发展,这种斗争是一直没有停过的,它不能停,也决不会停,不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革命就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这是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来的历史所证明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最终都骂希特勒”,莫明其妙!希特勒与“恩格斯后来也管不了许多,一哄而起,吵闹了一阵,”这三件事有什么关系?第二国际成立那一年他出生,第二国际解散那年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普通士兵,他与共产主义运动连边都挂不上!“最终”是什么时间?现在全世界人民都骂希特勒,因为他的作恶,给人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如果一定要把他同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与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敌对关系、对头关系!他与共产党发生关系的第一件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当上了德国陆军政治部的一名侦探,19
19年9月的一天,他接到命令,让他调查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政治团体,看看这个小党是不是被共产党控制。这个所谓的“德国工人党”是一个不足百人的小团体,与共产党毫无关系。就是这次调查,他被拉进了这个小党,并由此发迹。他发迹起来窃取大权后,首先向共产党人开刀。他1933年1月30日,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2月的一个夜晚就搞了臭名昭着的所谓“国会纵火案”,希特勒在现场大叫:“这是神的指示,现在我们要打击共产党!”,他们抓住一个所谓“纵火犯”马上宣称他是“共产党员”。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大搜捕,先后有40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入狱,其中有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有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主席格·季米特洛夫。他贼喊捉贼,栽赃陷害。在他们搞的所谓审判中,季米特洛夫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把审判变成了反审判,义正词严,驳得他们无言以对,正义战胜了无耻!这是共产党人与希特勒的第一场战斗。最后的决战,是斯大林格勒大战,这一战消灭他33万大军,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接着直捣他的老巢,把他送上天!消灭这个法西斯魔王,共产党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刽子手怎能与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人沾上边呢?!

是谁让这个魔鬼为害人类一时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给了他飞黄腾达的机遇。在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德国有800万工人失业,几乎两个工人中就有一个人挨饿。工人斗争的烈焰遍及全国,1932年,两个月中就爆发了900次罢工。内外交困的资产阶级,感到再也不能按老办法统治下去了,“只有剑才是德国的经济政策”。希特勒看到了机会,大搞竞选,欺骗人民,1932年竞选居然得了1300万张选票,纳粹党获得了230个席位,成为全国第一大党。纳粹党的冲锋队也发展到了10多万人,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垄断资产阶级找到了救星:有l7个工业、银行巨头上书总统兴登堡,要求任命希特勒组阁。是垄断资产阶级把他捧上了台,他由此开始危害世界。希特勒的发迹史、罪恶史与共产主义运动有何相干?

难道是因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这个党名吗?如果是这样,那不是沾边就懒吗?社会主义这个词,自从空想社会主义问世,欧洲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等,等等,各个阶级都借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兜售他们的私货,他们无一不是欺骗麻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平息无产阶级革命,以达到他们各自主张的或已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那个不知,那个不晓?能懒得上吗!把希特勒这个名子与共产主义运动连在一起,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侮辱!希特勒搞的“国会纵火案”是对共产党的栽赃陷害,赵先生这种无中生有的作法,是不是陷害?若说不是陷害,又该怎样解释?

“总算还有个苏共,自称继承了正统的马克思遗钵,世界走进了‘雅尔塔’原来的同室又操戈,两伙相互攻击。”这句话,对历史不分青红皂白!

“总算还有个苏共,自称继承了正统的马克思遗钵”说的刻薄!苏共出现在世界上,是翻天覆地的大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发展和新胜利。以列宁为首的苏共,胜利的领导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武装夺取政权方式取得胜利,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爆发了“五四运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蓬勃勃发展起来。苏共虽然垮台了,苏共的精神永存,苏共的历史功绩永垂不朽。苏共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苏共的缔造者列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些或一个国家,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的结论,从而科学地改变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垄断前资本主义做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一切或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胜利的结论。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理论,不是宗教教义,没有正统非正统之分,一切违背、修正、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如果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看作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是给马克思主义抹黑。

“世界走进了‘雅尔塔’”,指的是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这个体系实质上是美苏两国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对世界格局做出的两分天下的划分,它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的烙印。二战中美国发了大财,战后西欧各国普遍衰落,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苏联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强盛起来,扩展了疆土,解放大片东欧领土,战后只有苏联才能与美国抗衡。雅尔塔体系是美苏争霸的基础。

“原来的同室又操戈,两伙相互攻击”,“同室”?谁跟谁同室?欧美帝国主义与苏联是同室吗?英美等虽然在二战中与苏联结盟,那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希特勒的危害,在希特勒的炸弹没有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则是牺牲捷克搞绥靖主义,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苏联,在他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之后,不得不与苏联结盟。结盟后他们与苏联也是貌合神离,1942年5月和6月苏联同英美在伦敦和华盛顿谈判,美英同意于当年在德国占领下的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在苏联战场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却迟迟不动,直到1944年6月6日才在诺曼底登陆,这时苏联已经反攻,对德作战已经胜利在望。在同盟国接近胜利的时候,通过各种会议,都力争各自的势力范围。战后1946年3月,丘吉尔就发表反共的“铁幕演说”,鼓吹英美联盟遏制苏联,对抗共产主义运动,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美国以希腊、土耳其受到威胁为由,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了“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同室,更不是兄弟。一个要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千方百计的遏制共产主义,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能混淆的。

“可斯大林也太不是东西,共产国际共产了不久,后院就着了火,赫鲁晓夫棒打了‘鲁平王’,毛主席也骂了他几句,可在反修防修中照样走自己‘正确’的路。”赵先生不仅歪曲历史,攻击共产主义运动,还出口伤人!

“斯大林也太不是东西”,不知赵先生与斯大林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的,他犯过错误,给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造成了损失,但对他的错误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全盘抹煞。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因多次被刺,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过早的逝世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重担落在了斯大林的肩上。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不能不看到,斯大林是把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际的第一人,而且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下,其艰难可想而知,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全靠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走弯路,迈错脚步,是难免的,这是常理。斯大林的一生,有错误也有功,不能只指责其过而不说其功。是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把苏联建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推动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和支持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他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做出的贡献,永世长存。斯大林领导和指挥的苏联红军,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主力,在粉碎希特勒在欧洲的野蛮侵略,铲除法西斯对世界的危害他功不可莫,他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名垂青史。对斯大林的否定,就是对1924年至1953年这段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否定,就是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这段历史的否定,而历史是不能中断的。

“共产国际共产了不久,后院就着火了,赫鲁晓夫棒打了‘鲁平王’”,把共产国际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连在一起,是对历史的歪曲。共产国际是在列宁领导下,于1919年3月建立的,它是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共产国际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经各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解散。共产国际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有什么关系?共产国际解散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做出的决定。那时赫鲁晓夫还没有篡权,他还“着”不了“火”!所谓“着火”、“棒打”,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他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借口反对个人迷信,攻击和否定斯大林的功绩和历史地位,使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核心,动摇了根基,给攻击共产主义的敌对势力造成了可乘之机,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批判和纠正,但是,不能对他进行个人攻击,不能对他全盘否定。斯大林不是孤立的个人,从1922年4月当选为党的总书记起,直到19
53年3月逝世,他都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岗位上工作,否定斯大林,实质上是苏联共产党自己否定自己。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极其深刻的教训,一个党如何正确地对待领袖的错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毛主席也骂了他几句,可在反修防修中照样走自己‘正确’的路。”毛主席对斯大林做了正确地评价。“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并且说“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反修防修没有错,毛主席的路没有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修正主义做了坚决的斗争,彻底批判了赫鲁晓夫搞的“三和一少”“全民党全国家”等违背无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长达十年的反修斗争,不仅使我们党免受修正主义之害,而且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深深扎下了根,增强了全党的政治免疫力,因而在毛主席逝世后,我们不但没有出现斯大林逝世时那种沉痛的局面,而且顶住了国内外的各种风浪。为了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理想和目标——共产主义,毛主席在他伟大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开辟两条路,一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行武装斗争,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全国胜利。这条路艰苦卓绝地走了22年,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扬眉吐气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国民经济恢复后,毛主席及时率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第二条路,即社会主义的路。社会主义的路,是毛主席带领我们走的唯一正确地路,是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前赴后继的革命斗争,得出的结论。是的,毛主席在晚年犯了错误,这不过是在前进的路上摔了个跟头,一个跟头,不能代表一条路。摔了跟头,爬起来,总结经验教训,前进的脚步更扎实。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纠正错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成熟壮大起来的。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为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

“怎奈物极必反,尽管现在第三世界还有人走毛主席的路,可中国老邓不干了,不仅不干,还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接吻。”这是信口雌黄!

在毛主席开辟这两条路的奋斗中,邓小平一直是毛主席的左膀右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邓小平同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挺进大别山,横渡长江,解放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为创建共和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解放战争结束不久就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得力助手。“文革”中虽然受到了打击,但对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坚定。“文革”结束后,正是邓小平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纠正了毛主席的错误,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重心领上经济建设,率领我们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纠正了两个“凡是”,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恢复了毛主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毛主席提出的周总理公布的四个现代化,确定为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总路线,然后又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邓小平同志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中国的老邓不干了”从何说起?!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是对它的否定,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是对毛主席的否定,而是对毛主席开创的事业更好的继承。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针对社会上一些反动思潮,及时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60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跟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30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正是邓小平同志抵制了反社会主义思潮,坚决捍卫了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今天。如果“老邓不干了”,让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得逞,中国早就四分五裂了!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带领我们党所做的一切,没有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一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不容割裂!

“不仅不干,还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亲吻。”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侮辱!毛主席逝世后对外关系,邓小平同志也是沿着毛主席外交路线向前发展的,他不只一次的提起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和与中日、中美建立正常关系的决策,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国际情况,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对毛主席外交路线的发展。发展不是否定,而是更好的继承。发展对外关系,学习吸收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来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毛主席的主张,毛主席说过:“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邓小平同志正是过样做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一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我们和各国发展外交关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都是有原则的,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经济等方面,比我们先进,但我们不卑躬屈膝,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但不唯洋是从。“亲吻”什么意思?用这两个字形容邓小平同志在新时期为我们开创的外交路线,符合实际吗?说邓小平同志“与原来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亲吻”,你不觉得太放肆了吗!

所谓“原来的敌人”,也应该说清楚。我们不想与任何国家为敌,可人家要与我为敌,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应敌。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就支援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可他们打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他们就发动了侵朝战争,同时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此后从日本到越南,成月牙形包围我们,封锁我们,相当长的时间不承认我们。历史的发展让他们认识到:与中国为敌对他们有害无益,这才有尼克松的来访,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我们不想与任何国家为敌,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愿和任何国家发展关系。当然,如果非要与我为敌,也只好应敌。

毛主席的路,是社会主义的路,是完全正确地路,请把加在正确二字上的引号去掉。毛主席的路,社会主义的路,不仅“第三世界还有人在走”,全世界都要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只有经过这条路才能到达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于是世界走出了冷战格局,重新大洗牌。资本帝国主义高兴了,以为苏联解体,中国又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价值观念成功了,世界将要一体了。可中国老正统不高兴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言中了,第三代被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和平演变,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中国赢得了发展机遇,20多年走过了西方儿百年走过的路,东方爆亮了。”,这几句话,颠三倒四,驴唇不对马嘴。

“世界走出了冷战格局”是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标志的,时间是在1989
年到1991年之间,而我们与美国改善关系是从1971年开始的,前后相差20年,以中美建交的1979年计算,也相差十几年,怎能把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与冷战结束扯在一起呢?中美建交时,冷战并没有结束。

所谓“重新大洗洗牌”,冷战后争取和平谋求发展是时代的两大主题,但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苏联解体后世界上只剩一霸,由于失去制衡,这一霸更加猖狂,搞单边主义,先发治人,到处插手,抛开联合国,轰炸南联盟,入侵伊拉克,推销他们的价值观,妄图统治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抬头,地区冲突加剧,局部战争不断。由于贫富不公,强权逼迫,极端主义作祟,恐怖主义猖獗。霸权主义,恐怖主义是当今人类的两大毒瘤,毒瘤为害,天无宁日!

“资本帝国主义高兴了,以为苏联解体,中国又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西方价值观念成功了,世界将要一体了。”苏联解体着实让帝国主义高兴,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情。苏联一诞生,他们就想把它掐死在摇篮里,可惜没掐死,二战中企图用希特勒这股祸水消灭它,可事与愿违,苏联经过战争的锤炼,更强大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帮他们实现了梦想,帝国主义焉能不高兴?可对中国的发展和强盛,帝国主义不但不高兴,而且害怕,不仅叫喊中国威胁论,也时时设法遏制。苏联解体是西方价值观念一时的、局部的胜利,但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决不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胜利”,这一点,不能不清不浑。世界是要走上一体的,但不是西方的价值观念,而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两个概念,不容混淆。请听听江泽民同志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能去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共产党领导,绝不能搞多党制;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能把西方议会民主搬到我们这里来。经济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绝不能搞私有化;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我们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中国如果走向资本主义是个什么结局呢?不但发展不起来,而且连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也保不住,势必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变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没有什么独立自主权。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就讲清楚了。有些人老是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搞市场经济好啊,可是为什么还要在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几个字,认为是多余的,总是感到有点不顺眼、不舒服。国外一些人提这种问题,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看惯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也希望中国完全照他们那个样子去搞。我对西方国家一些来访的人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一定要明白,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掉的。更不允许把“社会主义”换成“资本主义”。

“可中国老正统不高兴了,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言中了,第三代被帝国主义的糖衣炮弹‘和平演变’了。”,“中国老正统”是什么人呢?是为中国人民打天下的老战士、老干部。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对一些事情看不惯,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不可避免的进来的一些污泥浊水,使他们有些想法,这不奇怪,他们担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改变颜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成就使伟大祖国的面貌同新月异,国际地位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一些想法早就消除了。特别看到一代接一代的领导核心,团结成熟,坚强有力,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次次战胜国内外各种风浪,我们党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让他们感到欣慰、放心。他们在晚年看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如此光辉灿烂,他们高兴,非常高兴!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还说“中国老正统不高兴”是不符合事实的。

“和平演变”云云,是臆造。请调查调查,哪一位老战士、老干部有这种看法?什么叫和平演变了?世界上已有实例,就是像东欧各国和苏联那样,共产党丢了政权,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这样吗?妄想中国被和平演变的人是有的,那是别有用心的人!

“20多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走过的路”,说的对,这是个奇迹,了不起的奇迹,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绝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奇迹,企图用改革开放的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是痴心妄想!

赵先生的大作,开篇讲规律,继而攻击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东拉西扯之后,又大谈信仰:“人们只顾眼前利益……就是不要信仰,也没有好信仰可信”,“民族和人一样,一旦失去信仰……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21世纪将是信仰的天下,……必须……再造信仰,重塑主义。”这就告诉我们:讲规律,是为了攻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它不合规律;其目的是为了“再造信仰”和“重塑主义”。

必须正重地告诉赵先生:经过苦苦求索确立起来的共产主义信仰,只能坚定,绝不能“再造”;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巩固完善,绝不能“重塑”。80多年来共产主义信仰,鼓舞我们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当年烈士们面对屠刀,怒斥敌人:“你们只能砍下我的头,可绝不能丝毫动摇我的信仰。我的头可断,志不可夺!”,“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振聋发聩、使敌人胆战心惊的声音铮铮在耳!烈士们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在信仰的鼓舞下,铲除了压在中国人民头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半个世纪艰难困苦的跋涉,走出了欣欣向荣的小康社会,今天,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稳步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对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信心满怀。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如果“再造信仰,重塑主义”,几代人经过革命建设改革所创造起来的一切成果,都会前功尽弃,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赵先生写完大作,还觉得言犹未尽,文后又加了个“作者文末增言”说:“人生就是如此悲哀,奋斗一生也装点不了一方山水,个中滋味有几个知晓呢?连本文这几句话,也实在不是独裁专政时期能出笼。”。

“增言”有些酸楚。人生是否悲哀,在于人生态度。同样经过历史的洗礼,有的人耿耿于怀,有的人不计恩怨。这不奇怪,因为人的立场不同,认识各异,总结人生,不免有人悲哀,有人坦荡。

“增言”把改革开放前,看作“独裁专政时期”。所谓“独裁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国家一诞生,帝国主义者就如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建国初期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时让赵先生上述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泛滥,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革命就会失败。赵先生也意识到这一点了,所以才发出难以“出笼”的感叹。即使在人民政权已经巩固的今天,也不能让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言论横行无阻,如果任其泛滥成灾,共和国的大堤,就有可能毁于蚁穴!

2005年5月16日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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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Thought on a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f Upholding the
Banner of Anti-Imperialism and Anti-Hegemonism
梁柱,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原副校长,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深入阐述和准确概括新中国建立后20年间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回顾和论述毛泽东从“一边倒”到反帝反霸国际战略实践的转变,全面总结毛泽东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践行及其成效。深入探讨、准确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仍然有重要现实意义。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基本原则/实践转变/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在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中善于驾驭全局,勇于突破西方敌对势力的层层封锁和包围,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但使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完全改变了旧中国的形象,独立自主地发挥了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进步事业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国内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他又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把握历史机遇,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毛泽东依据国际战略局势的重大变化,提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善于把哲学思想、统一战线理论和军事斗争经验运用于国际斗争上,形成了不同时期的、符合国际和国内实际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国际战略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1]175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也会有全局与局部、战略与策略之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就是有关外交工作的全局性层面的问题,体现我国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如前所述,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会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作必要的调整,会出现阶段性的不同特点,但其所体现的基本原则则具有共同性。这些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不移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进步事业,同时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总的指导思想。任何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都是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但一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以一国的利益为本位,以牺牲或损害别的国家的利益来保持自己优越的、霸主的地位。这是它们资本垄断的本性决定的。毛泽东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应有的对外立场和对外政策,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维护国家的尊严的斗争中,一贯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反对以大压小、以强凌弱。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尽自己的责任,在国际援助中决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和支持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特点。近代中国受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帝国主义是最主要敌人,但中国人民在一个长时期内对帝国主义还停留在感性认识上,在反帝斗争中要么采取单纯排外要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两种错误态度都不能把反帝斗争引向胜利之途。只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才开始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入到理性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曲折的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反帝斗争经验,这主要表现在: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加以区别,避免了历史上单纯排外的错误倾向。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对外掠夺政策,是反映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当事国的广大人民群众同样是受压迫、受欺骗的,是我们团结和争取的对象,是朋友而不是敌人。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象加以区别,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我们的战略和策略思想。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脱离人民的,因而是虚弱的,我们必须在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对帝国主义所表现的气势汹汹或是甜言蜜语,既不怕威吓,也不抱幻想,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争取反帝斗争的胜利。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以区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利害关系不可能形成铁板一块,它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主要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压迫的时候,就应当充分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把它们作为间接的同盟军加以争取,形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学习外国加以区别。我们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但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应当把二者加以严格区别。这些经验,对于新中国正确处理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依靠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立足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家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毛泽东一贯对世界各国的人民和民族,特别是对弱小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有着深切的同情和期望,平等对待,特别尊重。他尖锐批判帝国主义者散布和轻蔑的有色人种论,指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亚非有色人种像有色金属一样,是有价值的,是会“膨胀”起来的。他对亚、非、拉国家人民充满了热情,作为亲密的朋友热情接待。1960年,毛泽东在郑州分别会见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工会代表团,当时美、苏、英、法四国正准备在巴黎召开首脑会议,他说:人家要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就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他表达了寄希望于亚、非、拉各国人民的主张。毛泽东一贯主张,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要帮助别的国家,不能只顾自己。他强调当代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援助是相互的。
新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和平外交方针的重要体现。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最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基本精神就是既保持了本国的独立自主,同时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这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原则,后来经毛泽东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样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
第二,要准确分析和把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为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毛泽东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从哲学的高度分析国际形势及其演变趋势,把握国际形势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科学预见并应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可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瞬息万变,但就其荦荦大者而言,主要是要把握战争与和平因素消长的情况。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状态,但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与剥削阶级的存在。战争与和平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是人类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在分析这一重大问题时,把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提高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早在1936年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时就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1]171这是对战争性质和根源的深刻揭示。它表明: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度,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战争作为解决政治经济危机的一种手段是难以避免的。这是被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与和平总是交替出现的,不可能是无休止的战争,在一定的情况下,它是会向和平转化的。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规模、性质和类型的区分,特别是有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殖民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等等不同性质的战争。就国际间的战争而言,毛泽东在1960年底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指出,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要加以区别。他从当代世界的特点和现状出发,科学地把一般战争、局部战争同世界大战加以区别,并明确提出在当今世界局部战争、有限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和制止的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阐述了对世界大战要有两点论的观点。他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2]67-68这一思想,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不断地加以发挥,提醒人们注意。1955年10月,他在会见民主德国外宾时指出:世界战争打与不打,两种可能都有。但我们要作好准备。他曾多次说过,我们对世界大战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回顾二次大战前出现的英国张伯伦和国联的绥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的历史教训,就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清醒的政治家上述观点的深刻性和重要性。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到保持15年、20年的世界和平是可能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1976年2月23日,在会见尼克松时还说,维持和平“25年是可能的”。毛泽东坚信,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和平是不能靠乞求的。同时,他又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也是不敢轻易发动世界战争的,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这一弱点,敢于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要思想,对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国际间的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三,在国际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在国际斗争中重要的策略思想和策略方针。毛泽东一贯主张在不损害原则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策略,根据不同情况和实际需要,善于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最大限度地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外交的重要思想,他非常重视做人的工作,强调对外工作要着眼于人民,主张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他积极倡导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政党,可以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求同存异,发展合作。早在1954年,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就明确表示: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完全可以合作,如果丘吉尔的党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同它合作。我们也愿意多同美国合作,只要美国愿意。1961年毛泽东会见法国社会党领导人时说,西方国家和政党同我们党和国家存在的各种障碍只是“暂时现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障碍,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排除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西方国家采取敌视的态度,与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不多,到195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一年间,同我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只有18个。在毛泽东提出的新中国外交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创造了官方的、半官方的和民间的三者结合起来的全新的外交形式,“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使各种民间外交组织、民间往来、民间贸易蓬勃发展起来。日本当政者在一个长时期内实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我们通过各种民间渠道,团结广大的日本人民,发展民间人员往来和民间贸易,以民促官,促使日本当局顺应历史潮流,水到渠成,终于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来自各方面,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公开的和潜在的军事威胁,因而,捍卫国家的安全、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成为我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坚决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为此做了大量的广泛争取朋友、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工作。从60年代初期开始,他大力支持当时出现的西欧联合自强的力量。法国戴高乐上台后,毛泽东指出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称赞戴高乐有勇气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指明对西欧和美国要有区别。1960年,他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明确表示:“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3]424,423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下,中法两国在1964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打破了美国敌视、封锁新中国的链条,更大限度地把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孤立起来。
第四,对于胆敢来犯之敌,要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行动准则,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力争战而胜之。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妄图遏制以至扼杀新中国。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加紧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毛泽东不畏强暴,采取后发制人策略,中国政府三次警告美国不要玩火,中国人民不会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如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一定要管。但美国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决心,不听警告,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轰炸我国东北,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
对于是否参战问题,是否敢于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唯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直接进行武装对抗,这对刚刚成立不久、国内仍然困难重重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不下决心,不仅朝鲜被占领,就是我们自己的建设也将成为不可能。“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4]117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参战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我们要作好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使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及工业基地,用海军攻击沿海地带这样的准备。但他坚定地指出:“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5]188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正确的,中朝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赢得了这场反侵略战争,维护了世界和平。这场战争的胜利,宣告了过去殖民主义者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岸架上几门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也使帝国主义侵略者获得必要的教训,使它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6]
第五,要正确处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争取外援的关系,坚持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绝不依附他人。在新中国筹备之际,毛泽东就满怀豪情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7]1467新中国的外交,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正如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所指出的,中国的反动分子在外交上一贯是神经衰弱怕帝国主义的。清朝的西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呢?中国100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作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重要决策,为独立自主的外交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不允许任何大国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无论来自哪一方面的威胁,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中国不寻求“核保护”,不接受任何有损于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盟和条约,中国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维护国家的尊严。1964年1月,他在同法国外宾谈话中说:“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8]370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既是对广大社会主义保卫者、建设者的激励,也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有的精神状态。新中国需要并珍惜来自外部的援助,但绝不接受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不能指望中国人民会吞下这种苦果。中国人民有能力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设自己强大的国家,用自己国内建设的成就来支持外交工作。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所蕴含的基本原则是十分丰富的,上述五个方面虽然不能概括它的全部,但体现了它的基本精神,反映了他倡导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基本内涵。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虽然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加以调整,但不同的国际战略思想都贯穿着这些基本原则,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外交工作也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从“一边倒”到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转变
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明确表示站在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个选择,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为代表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和共同的利益关系,而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则站在蒋介石一边,反对中国革命,因而新中国在政治上、外交上与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取同一方向,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同二次大战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国际间的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迅速形成了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势下,新中国必须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才有可能获得道义上、物质上的必要支持,而只有站在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才有可能获得真诚的、有利于巩固民族独立的国际援助。
这里还要指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斯大林、共产国际在指导上有过错误,但是,苏联的存在是中国革命的坚强后盾,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是真诚的、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的。毛泽东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1924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9]1085新中国成立后,苏联还是第一个承认我国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毛泽东说过:苏联给我们的援助是非常大的。苏联革命成功后遭到十几国干涉,而我国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当时若无苏联存在,美国一定要来的,它不仅在台湾,还要到大陆来。这些都说明,“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
“一边倒”作为国际战略,同样体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3]279同时,对一边倒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并不是把自己的外交活动局限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内,而是在整个世界舞台上发挥新中国的作用。而就外交方针和政策来说,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是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二是同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使我们获得广泛的朋友;三是对帝国主义国家,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决不可以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对美国也要采取灵活的策略,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妥协的一面,“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娴熟地抓住了国际格局新变换的历史机遇,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新中国的形象。“一边倒”国际战略的践行,使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建立了良好的睦邻友好关系,孤立了敌人,为国内的恢复和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逐步调整已不适应国际斗争需要的“一边倒”战略,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这里所说的反霸,主要是指苏联推行的大国霸权主义。这个时期,美国依然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还是中国面临的主要对手。但苏联推行的霸权主义,同样构成了对我国的威胁。这就使得原来联苏抗美的“一边倒”战略已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不能不采取同时和美苏对抗的国际战略。
1956年苏共20大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包括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策略思想以及当代世界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原则分歧。对于这些分歧,毛泽东、中共中央始终主张通过内部讨论,打笔墨官司,求得解决,而不应当影响两国的正常关系。但是,中国方面维护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努力,并没有被苏联方面接受。相反,赫鲁晓夫为了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需要,不断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1958年,苏联提出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两国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项要求,表露出在军事上插手和控制中国的意图。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两项要求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第二年,赫鲁晓夫竟然提出要中国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公然干涉我国内政,以服从其“美苏合作”的外交路线。随之,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赫鲁晓夫又公然发表偏袒印度的言论,致使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这就使得中苏两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也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性,毛泽东断然改变“一边倒”的国际战略,把苏联大国霸权主义作为防范对手。应当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反帝、反霸的外交格局,同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局面,是迫于当时严峻形势而形成的。这样做,既表现中国人民不怕压力、不畏强暴的民族气概,是完全必要的、正义的,而又不是冒险的。单从军事战略上说,两个方面作战,将有可能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是需要高超的斗争艺术的。这时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了与来自美苏的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进一步开拓外交局面,寻求更加广泛的支持力量,这是毛泽东建立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的目的所在。
毛泽东采取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是以深刻的科学理论和对国际形势的清醒估计为依据的。
其一,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为争取广泛的支持者提供现实的依据。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提出“中间地带”的理论,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英等国就竭力散布“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爆发”等言论,毛泽东深刻指出美国同苏联之间的广大国家是“中间地带”,美国在有效控制“中间地带”国家之前是不可能同苏联作战的,揭露了所谓“美苏必战”等正是美国为霸占广大“中间地带”国家而施放的烟幕弹。到6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美苏两国既勾结又争斗,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同各自盟国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争斗,在它们的盟国中独立的倾向有所增长。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继续高涨,越来越多新独立的国家走上中立的道路,第三世界的不结盟运动日益壮大。根据这种变化的世界格局,毛泽东及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中间地带”是指美苏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它按照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还曾形象地把这两部分都称为“第三世界”,他说:“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3]514这种矛盾将随着独立倾向和自身力量的增长而加深。就其发展趋势来说,会出现日趋强大的、与美苏相抗衡的国际政治力量。这种世界格局的演变,为我们建立世界范围的统一战线提供现实的可能性,也为我们争取广泛的支持者和间接的同盟军提供现实的可能性。这表明,我们采取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是不会被孤立的。
其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违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和要求,从其本质来说是虚弱的,并不可怕的。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虚弱,苏联推行霸权主义也是脱离人民的,最终不可能是多数。美国的扩张政策,到处伸手,兵力分散,貌似强大,实质虚弱。对此,毛泽东作过两个形象的比喻: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用十个指头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美国就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毛泽东说,美国每占领一个地方,就像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所以它们并不可怕。
其三,美苏联合起来攻打中国的可能是不存在的。在美苏夹击的严峻形势下,美苏两霸联合对付中国,是人们最为担心的。毛泽东对此作了认真的研究,从根本上排除了这种可能性。美苏两霸在世界上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它们之间同样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使它们分开的东西比合在一起的东西要多得多,这使得它们联合攻打中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中国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三、四方面都一起来,那也可以,两霸之外再加上日本、印度。他们要一起来,就是铁板一块了。哪有这回事!从来没有!”[10]186这是符合历史发展事实的。当然,这是从矛盾的观点作出的深刻的理论分析,而在实际工作中又要立足于最坏的可能,做必要的准备。所以,毛泽东还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防止美苏夹击的局面出现。
三、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践行及其成效
1.坚决顶住压力,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妄图控制世界的扩张主义政策
邓小平曾指出:“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11]172。如前所述,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个时期斗争的重点,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3]511在他看来,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只有同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作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事业。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派出第七舰队霸占我国领土台湾,不断以军事力量支持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中国人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58年,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就是一场“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斗争。这场斗争,粉碎了美国阴谋制造两个中国的罪恶企图,挫败了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和进行军事威胁的战争边缘政策;同时,这一斗争也牵制了美国的注意力和力量,有力地支持了当时中东地区反美侵略的正义斗争。这时,美国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遭到严重挫折之后,更加强调使用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第一个高举反和平演变的旗帜,深刻揭露美国的阴谋,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美国的和平取胜战略,并把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反腐蚀方针同反和平演变结合起来,探索如何保持党和人民政权纯洁性的有效途径,这成为我们党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战略问题。
毛泽东不但坚定不移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同时他还深入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用正确的理论武装斗争中的人民群众,增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信心。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深刻揭露了当代帝国主义发展的趋势及其最基本的特征。他还进一步阐释原子弹并不可怕,核武器也是纸老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核战争,反对使用核武器。问题在于,现在世界上大部分核武器由帝国主义、少数超级大国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制止核战争?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如果原子弹发展起来,许多国家都有了,原子武器战争就打不起来。“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3]476他在会见外宾时风趣地说,美国在中国投原子弹,把地球弄穿了,通到地球的那一头,就是美国。毛泽东上述战略战术思想,具有何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斗争的重心逐步转向援越抗美,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的斗争。从1961年开始,美国政府就派特种部队到越南南方进行包括化学战、对成片村庄“闭锁轰炸”等的所谓“特种战争”,并不断升级,企图消灭南方民族解放力量。1964年8月又制造了所谓“北部湾事件”,把战火燃烧到越南北方。中国政府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给予了一贯的坚决的支持。“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当即谴责美国跨过了“战争边缘”,严正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明确向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周恩来还通过外交途径传话美国政府: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后来又增加了一条: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中国人民为援越抗美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在三年时间里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船运等部队总计32万多人,援助越南的物资总价值达200亿美元。中国人民一直支援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中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美国奉行妄图称霸世界的扩张政策和敌视中国的政策,我国仍然寻求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美两国的争端。1955年4月,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根据中央决策的精神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2]134声明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有关国家的斡旋下,1958年8月1日开始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历时15年之久的会谈,成为中美关系史上一次特殊形式的斗争。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但却是有意义的。它作为我国对美进行外交斗争的一个场合,在揭露美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表明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在配合和推动对美斗争全局上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在中美还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它成为两国直接对话和沟通的一种渠道,对于后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有着重要的意义。至于中美建交问题,毛泽东说:“我们不怕美国的封锁,也不要急于同美国建交。我们反正奉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外交政策。我们有一天把事情办好了,美国就会后悔的,那时也是悔之晚矣。”他还说:“迟几年跟美国建交比较有利。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显得不讲理,这样把它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使其反华政策陷于孤立,以后总有一天会建交的。”毛泽东相信总有一天美国会梳妆打扮送上门来。傲慢的美国人正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做的。
2.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反对苏联对外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错误路线
在这个时期,苏联赫鲁晓夫集团在对外关系上采取“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错误路线,力图控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便纳入它们的轨道。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霸的斗争中,以不怕鬼的精神,决不跟着赫鲁晓夫和苏联的指挥棒转。毛泽东从国际斗争的大局出发,希望同苏联的关系不要闹翻,“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在维护国家权益和独立主权等原则问题上,则本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同时,按照“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的方针,同赫鲁晓夫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毛泽东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当赫鲁晓夫提出有损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时候,毛泽东严词拒绝,明确表示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还告诉他们:“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3]330;“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3]328从这时起,赫鲁晓夫一再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都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的拒绝。当时苏联方面将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的关系上,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给中国的建设工作造成严重困难。对此,邓小平在1960年9月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坦率地告诉苏联方面:“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中国人民准备吞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设自己的国家。”1963年7月,苏联同美英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企图在发展核武器上捆住中国的手脚。中国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抵制,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承认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大国垄断世界核力量,对别的国家任意发号施令的特权”。苏联的这一套做法,是要“保持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垄断地位”,逼迫中国接受苏联的核保护伞。我国政府尖锐地向他们指出,这种做法,是“要大家服从你一人,你一人控制大家”,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正是苏联方面施加种种压力,制造种种障碍,这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1964年10月,我国独立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毛泽东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在60年代,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制造数以千计的流血事件,对我国构成严重威胁。1962年四五月间发生的中国新疆伊犁事件,就是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插手下,中国公民数万人跑到苏联境内。对不断发生的边境流血事件,中国方面采取克制态度,毛泽东向对方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呼吁用和谈方式解决边界争端。1964年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由于苏联方面毫无诚意而被迫中断。1969年3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国守军忍无可忍进行自卫反击,多次打退苏联军队对我国领土的进犯。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打错了算盘。“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1969年9月,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时候,也明确指出:中苏吵架,应该动口不动手。如果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就是战争,这就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两面夹击,毛泽东及时提出:“两霸中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10]186从而开始了对自己国际战略的调整。
3.反帝、反霸的国际战略取得积极的成效
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在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斗争中虽然存在过分强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顶住了来自美帝国主义、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捍卫了远东和世界和平,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同时国内的建设事业在战胜暂时困难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使我国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霸之外的不可忽视的国际政治力量。
这个时期我国外交战线上一个重要成效,是发展了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友好关系,为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和摆脱美苏联合反华的孤立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始终把团结第三世界广大国家,作为实现反帝、反霸国际战略的依靠力量和立足点。这个时期,我国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有了一个大发展,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1956年到1965年这10年间,特别是在1960年前后,中国迎来了一次新的建交高潮。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只有23个国家,到1965年底增加了一倍多,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以非洲为例,从1959年到1964年的这段时间,通过主动而又灵活的工作,中国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扎伊尔、坦桑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布隆迪、刚果等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合作也获得了重大发展,在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特别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外交工作也获得了新的突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并力图保持两极格局,也加剧了同它们盟国之间的矛盾。欧洲联合自强的倾向有了新的增长。1958年法国戴高乐上台执政,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美国的离心倾向和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时欧洲共同体也开始形成和发展。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支持西欧联合自强,推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1994年中法通过谈判正式建交,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并为我国同更多的西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同日本也由民间外交发展为半民半官外交,为尔后的中日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毛泽东诗词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6]毛泽东.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Z].1953-09-12.
[7]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斐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张全景:关于当前世界格局的几点看法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张文木  

责任编辑:丽萍

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当前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美国与中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时刻“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没有丝毫改变。用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分析,当前,美国是第一世界,中国、俄罗斯以及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是第二世界。

一、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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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在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上的讲话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同志们、朋友们,特别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们: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会议主办单位要我谈谈当前的世界格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搞革命、搞建设,首先要认清世界大势,从而联系本国实际,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第一,当前世界处于什么样的时代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这个问题认识不清楚,对世界格局就不会有正确的判断。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

  

首先,我们要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掌握基本理论,高瞻远瞩。

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同志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一  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列宁深刻指出,资木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它的腐朽性和垂死性日益明显,世界也就处于帝国主义时代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两大对立的民族和两大对立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就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因此,十月革命开创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由一个新阶级实行统治的时代”。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当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二、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剥削、压迫运动风起云涌,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利民族独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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